齐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齐文化研究笔谈

齐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

刘蔚华

   山东素称齐鲁之邦，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齐文化和鲁文化，内涵丰富，各具特色，交相辉映，自成体系，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形成发展的两系源头活水，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术思想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创新系统。了解其学术思想，就能把握其文化的精神特质。先秦齐国的学术思想是在齐国这块热土上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齐自周初建国起，至秦统一六国止，存国800余年，一直是有周一代雄踞东方的诸侯大国。原住民为东夷人，东夷族已创建了“北辛”、“大汶口”、“龙山”和“岳石”等灿烂的史前文化。姜太公立国之初，对东夷海滨文化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使崇拜龙的华夏文化同崇拜凤的东夷文化进行了优势整合，使之相谐发展。经太公、齐桓公、管仲、晏婴、威宣数代的持续发展，在经济上，因开发渔盐，农工商并重，宽恤民负，薄赋轻敛，使国家日富，民生殷实而足用；齐国统治者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深信不疑的。政治上，注重政顺民心，鼓励政议，畅所欲言，广揽天下有学之士，“使民各为其所长”，内可安国，外足以尊王而图霸。文化上，实行广开言路，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创造“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的氛围，形成了举贤尚功、礼法兼重、德刑相养、王霸一体、并重农商、义利兼顾的思想传统。

　　特别是在新兴封建制度形成的田齐时期，继承并发展了姜齐治国的优良传统，在诸侯争雄的情况下，汲取了“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经验和教训，于齐都临淄稷门外建立了巍峨的稷下学宫。“聚天下贤士于稷下”，设“大夫”之号，给以优厚待遇，“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勉其著书立说，“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学宫盛时，集四方文学游说之士千余人，其中著名的学者有：淳于髡、孟轲、邹衍、彭蒙、宋、慎到、儿说、王斗、环渊、接予、季真、尹文、田巴、邹、荀况、鲁仲连等诸子。他们代表了当时的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五行、纵横、小说各家学派，会聚一堂，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名实、德刑、征伐、分合等时代热点问题，展开百家争鸣，相互攻驳辩难，竞相驰说，畅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同时又互相吸收，取长补短，以精益其说。齐学术思想的丰富多彩，是由百家争鸣所体现的古代学术民主造就的，是诸子学术思想荟粹的硕果。尽管齐国执政者比较注重黄老道法思想，却并不排斥其他各家，采取了博采兼听的政策，致使齐国的学术思想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秦统一六国后，齐学术思想对秦汉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社会政治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齐稷下阴阳五行学说与黄老思想的影响尤为直接，这一思想在汉初70多年中，一度成为统治思想。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影响仍不绝如缕。管子的“精气”学说，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化学、农学及中医学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儒学本是鲁文化的核心，经过战国时期同齐文化接触交流之后，以孟荀及其后学为代表，都带有浓厚的齐学开放性特色。汉武帝将儒学立为官学后，经学盛行，注重现实应用经义的今文经学派，备受青睐，大都出自齐学，当时受封的儒经博士也以齐人为多。在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稷下儒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齐国兵学享誉最盛，《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为历代兵家所推重，并能远隔重洋，传诵于海外。

　　经过交流、碰撞、优选、融汇与创新而获得发展的文化，是思想深邃、色彩灿烂、最富于生命力的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法则。齐学术思想之所以具有丰富性、开放性，就在于她既禀受了华夏文明与东夷文明汇流之灵秀气质，又得自于博采百家、殊方会通的充沛活力。因此，齐学术思想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笔极为珍贵的遗产。其中的许多思想，如尊贤尚功、富国强兵、勤政爱民、学术民主、求是务实、崇时尚变、义利兼重、慎兵善战、伐谋制胜与贯通于其中的辩证法等思想资源，都闪烁着人类智慧和理性的光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光明日报》1998年12月4日史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