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齐文化研究的文献整理

作者 董治安

   80年代以来，以齐故都临淄为中心开展起来的齐文化研究，不论是综括论析还是专题探讨，也不论是理论的总结还是史实的考订，都获得了重要的学术开拓。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齐文化文献资料的开发整理已经受到更多的重视，同样取得了空前可观的成绩。齐鲁书社1997年6月出版的《齐文化丛书》，总结、利用了近十多年齐文化研究的成果，就文献开发与资料整理方面看，其中，“文献集成”部分计八册，收专书10种；“资料汇编”部分计四册，收各类资料六卷。两部分相加，总字数和总册数都占《丛书》整体的二分之一以上。可以说，《丛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集现存齐文化文献资料之大成，也是齐文化研究文献资料长期匮乏的局面已被有效改变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这在学术上无疑具有值得肯定的重要意义。

 　　当然，所谓文献资料的“集大成”，只是与此前相比较而言。事实上，当代齐文化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要求文献资料的开发整理，在承袭传统的同时，还应当反映新的学术取向和学术追求。《齐文化丛书》对于文献资料的收列，在指导思想与具体实践上，也不无新的思考与探索，值得注意。比如，《丛书》之《齐黄老书》一册，汇收了《素问校注》、《八十一难经校注》和《帛书四种》。前两种是今人校注的先秦医书，后一种大体是战国中、晚期的哲学著作。在我国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学术史上，“黄老之学”曾经是一个影响广泛的重要学派，然而有关著作却大都早已亡佚，如今把加以整理的《素问》、《难经》和新出土的《帛书四种》一并断为先秦之“齐黄老书”，无论对于齐文化还是黄老之学的研究，都有不容忽视的文献开发意义。《丛书》为此所作的一些考证和推测，也可谓言之有据。但是，《素问》八十一篇，是在秦汉以后始著于竹帛，战国之际的传布情况及其与齐文化的具体联系，实难以究诘。而《难经》作者秦越人，系“渤海郡郑（今河北河间以北）人”，其行医“或在齐，或在赵”，或在秦（参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籍与活动范围亦不能遽定于齐地。至于四种《帛书》为“黄老之言”是否就可笼统归之于齐文化，似亦不无可商之处，因为像申不害、韩非等，究其学术也都是“归本于黄老”的。可见，《丛书》关于这部分医书和哲学著作的处理，既有学术开拓意义，也还存在一些有待祛除的疑点，尚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齐文化丛书》汇收一批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可能引起较多的争议。这批文献资料，包括《春秋公羊传》（连同汉人何休《解诂》），秦汉“齐博士”的大量“论议”，《七纬》（附《论语谶》），以及总字数达80余万字的《郑玄集》等。《春秋公羊传》相传为先秦古籍，实写定于西汉前期的公羊寿与胡母生；而何休对《公羊春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解诂”，已是东汉末期。其余几种，也都先后完成于田齐亡国之后以迄汉末一段历史时期。这里存在一个怎样看待一批秦汉典籍文献同齐文化研究关系的问题。

　　应该承认，《春秋公羊传》、秦汉齐博士“论议”、《七纬》以及《郑玄集》，是我国文化史上极其重要而相对受到忽略的一批学术文献，而就其与齐文化研究之关系而言，则尤其是如此。上述典籍文献的撰著者，绝大部分里籍均属齐地，或曾在学术传授上与“齐人”有过师承关系。与此相关，这类典籍文献的思想内容，如《公羊春秋》道“三统”、言“灾异”的阴阳五行学色彩，谶纬著作之诸多神仙家、阴阳家观念，博士论议中种种兼摄儒、道、刑名黄老的学术倾向，以及郑玄综取博采的学术精神，及其对“齐学”所作的积极阐释等等，也都分明受到先秦齐文化直接而特殊的影响。由此看来，把上述一批秦汉典籍文献加以整理，作为先秦齐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既有值得重视的创意，也有一定的学术依据，而且反映了《齐文化丛书》的编纂者本身的文化发展观，体现了对于“齐文化”范畴的一种新的理解。（《光明日报》1999年1月29日史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