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齐都临淄城

齐文化研究笔谈

辉煌的齐都临淄城

曲英杰

   齐都临淄城是齐文化的摇篮和中心，自周初兴建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中华第一大城”的桂冠。魏晋以后，由于人事代谢等诸多因素，临淄城渐至衰退，其泱泱大国的风貌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若明若暗。

　　周武王克商后实行大分封，姜太公就封于齐，择营丘之地为都，于是在营丘与淄水之间营建起一座临淄城。为了使“人民多归齐”，其城规模宏大。经多年的考古勘测及发掘，其城垣、街道及排水系统等已大体探明。它由大、小二城组成，小城位于大城之西南部。大城西垣原夹在小城北垣之中，这表明大城的修筑年代是早于小城的。又根据小城城垣夯土打破周代文化层，夯土中杂有灰土及战国时期陶片等推测，其修筑时间当在战国时期。而大城的修筑，据其北垣东段墙基发现有西周、春秋及秦汉时期的夯土层等，可判定始建于西周时期。其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4200米、东西长约3300米，周长约为14600米，远远大于此一时期诸侯大国如鲁都鲁城、蔡都蔡城、宋都宋城等，且超过“方九里”的王都之制。然营筑在前，制礼在后，故不得视为有违于周礼。其东垣、西垣基本呈正南北走向，而南垣、北垣及城内街道的走向则明显偏于西南，由此而使整座城的面向略偏于西，正与《晏子春秋》所记之“室夕”、“宫夕”、“城夕”相合。之所以作如此规划，原是为了“尊周”即向居于西土镐京（今西安附近）的周王表示尊重之意，可见太公之用心良苦。其“宫”即宫城的城垣遗迹至今未被考古勘测所发现。不过，在文献中则多有记载。据此推考，宫城当位于大城即外郭城之中央。宫城之北有“庄”即交道六出之地，“庄”之北有“”里，“庄、之间”为“国市”之所在。而“庄”之西临近“西门”（大城西垣中门）有“康”即旁出五达之地，此二点之连线即“康庄大衢”，为临淄城内最为繁华之所。

　　发展至春秋时期，其居民已达四万余户，商工兴而礼乐存，城市风貌亦有所改观。为纵情享乐，宫城内增建了“高台深池”。据《晏子春秋》等记载，齐景公曾“起大台之役”，修筑“檀台”及“西曲潢”，为此而将宫城西垣北段向外扩展，致使此一地带的原有居宅及墓葬等被圈入内，改变了宫城的平面形制。有关此一时期临淄城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较为丰富。战国时期，“临淄之中七万户”，为海岱之间一大都会。田氏代齐以后，另在大城之西南部营建宫城。同时，为不致使此宫城南、西两面过于局促，遂有外郭城西南城角的扩建（即考古资料所称“西南小城”，田齐宫城当只占其东北部），而使临淄城总面积增至15平方公里，总周长（只计大城与小城临外部分）增至19000余米。其大城亦一改旧观。原姜齐宫城之一部分已改建为“雪宫”，而临于“檀台”处则设有“檀衢”。为“招致贤人”，田齐桓公于宫城之南，原大城稷门（南垣西门，已因扩建西南城角而拆除）附近兴筑“稷下之宫”。而后，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又在西门外修建讲堂，“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所“赐列第”，当即沿“康庄之衢”南北两侧依次而建。入于西门，即可见到沿街“列第”宛若两条巨龙，颇为壮观。大夫们居此“高门大屋”，可乘车往来于西门外讲堂与城内稷下之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宫的设立，使得齐都临淄城在原有的较为浓厚的商工之业的氛围内，又新增几分清新的文化学术气息。其前后历150余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诸侯国文化学术中心，对于促进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相互融合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秦汉时期，临淄城仍呈连续性发展之势。至汉武帝时，“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盛况空前。此后，渐渐放慢了行进的脚步。魏晋以后，其居民日减而城渐空。北朝时期退守西南小城；唐以后又截其半，以营丘之南为县城；元末另在其东筑城，规模更小，相沿至清末。姜太公所筑的大城以及田氏所增筑的西南小城几乎是整个地空出，失去了往日的喧嚣，渐归于沉寂。

　　在历史之路上，齐都临淄城先行了一步。它率先垂范，曾经创造过无可比拟的辉煌。其后来者可以超越它，但是不能取代它的历史地位。世间万物皆可兴造，然历史上没有过的东西是无法弥补的。那些后起的现代大都市可称盛于当世，但历史上的这一页则永远是空白。相比之下，临淄城的这一页却是无比充实。（《光明日报》1999年1月1日史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