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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齐风》
发布时间: 2021-01-16
来源: 齐文化研究院   作者: 贺玲
浏览量: 67

作者 于孔宝


    《诗经·国风》中的《齐风》是齐国的民歌。这些民歌是《鸡鸣》、《还》、《东方之日》、《东方未明》、《南山》、《甫田》、《卢令》、《敝笱》、《载驱》、《猗嗟》。

一、《齐风》产生的社会环境

姜太公吕尚是西周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在兴周灭商过程中立下显赫功勋,被列为首封。姜太公被封于东夷之地营丘,在击败了莱夷等部落的侵扰之后,建立了齐国。这位齐国的第一代君主,从建国之初,就注重发展经济,努力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史书对太公通权达变、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记载。姜齐在建国之初,就注重发展经济,努力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开始走上富强之路,为以后齐国的繁荣与强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制定了“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收政策,创立并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盐铁专卖制度──官山海,制定了鼓励和支持对外经济贸易的各种优惠政策等等,使齐国成为列国之首富,奠定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取得春秋第一霸主地位的基础。

战国时期的齐国统治者,为了争雄天下,继续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齐威王、齐宣王时代,齐国威行天下,呈现出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新景象。大纵横家苏秦曾这样描绘齐国都城临淄的繁华和齐国军事、经济实力之雄厚: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齐之强,天下莫能当。”(《史记·苏秦列传》)齐国的繁荣富强之情景跃然纸上。

从政治条件看,在各诸侯国中,齐国的君主制是比较开明的。姜太公建国之初,为了尽快改变地薄人寡、经济落后的局面,便拟定和实行了“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

    齐桓公承继了太公的开明政治,为了争霸天下,他接受管仲的建议,广泛招揽贤士。据《管子·桓公问》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管仲对齐桓公讲了这些圣明帝王的事迹,无非是要齐桓公仿而效之。所以,当齐桓公问“吾欲效而为之,其名云何”时,管仲回答说:“名曰啧室之议。”设置“啧室之议”这一机构,是为了便于“下听于人”、“广询天下”及“观人诽”,并号召、鼓励人们“非上之所过”,“以正事争于君前”。可见,“啧室之议”的主要作用是议论时政,为政府及君主提供咨询服务。这实际上成为后来稷下先生“不治而议论,以干世主”之滥觞。管仲为了真正发挥“啧室之议”的作用,建议齐桓公让大夫东郭牙主管该机构的有关事宜,并给与贤士优厚的物质待遇,以吸引天下贤能之士。《国语·齐语》记载:“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尽召天下之贤士。”对于学有特长的贤士,齐国统治者总是想方设法招纳之,并委以重任。齐桓公发现“饭牛于车下”的宁戚是个胸怀大志的贤人,连夜将他接到宫廷,“援之以为卿”。齐桓公路遇麦丘邑人,通过对话,觉得此人亦非等贤之辈,于是“扶而载之,自御而归,礼之于朝,封之以麦丘,而断政焉。”(《新序·杂事》)齐桓公还不顾践越天子之礼所带来的非议,“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以致“四方之士,相携而并至矣”。(《说苑·尊贤》)至于他不顾君臣之礼,五次登门请贤士小臣稷出山的故事,更是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愿。齐桓公、管仲这些尊贤重士的事迹与措施,既是对太公开明政治路线的继承发展,又为以后齐国的历代君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早在姜太公受封于齐之前,齐地人民就创造了颇具特色的史前文化。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沂源猿人在山东地区繁衍生息。考古工作者在齐文化区发现了近40处古文化遗址,证实了进入新石器时代,齐地先后出现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其中,远古时期的后李文化,距今已有8000余年,早于北辛文化近千年。这就有力地说明,齐地的史前文化是连续发展的,并且成为齐文化的直接渊源。齐地原属东夷,东夷人是这里的土著居民,由于居于海滨,浩翰无垠、诡谲多变的大海铸就了他们发达的思维、爽朗坚强的品格和奇思遐想的浪漫精神。太史公司马迁评论说:“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史记•货殖列传》)齐地土著居民的这些民风民俗特点,受到姜太公的尊重。所以,太公封齐治国伊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即不强制推行繁缛的礼仪制度而尊重当地民风民俗,这种平易近民的民族、文化政策,有利于缓和统治者与东夷人的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从而发展经济、建立牢固统治秩序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齐桓公时,同样继承发展了太公所推行的民族、文化政策。齐相管仲明确提出了“与俗同好恶”的主张,强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把齐文化务实开放、通权达变的精神发扬光大。对于姜太公“因民俗”的思想,管仲及其后学不仅作为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针大加发挥,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王德敏:《太公与齐文化》)。齐人的阔达足智、思想观念的自由开放,使他们易于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信息;而齐国统治者“因民俗”的文化政策,更加张扬了齐人的广阔胸襟和齐文化的博大宏富。

《齐风》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是齐人对齐国社会生活景况的抒发和宣泄。吴公子季札观《齐风》,赞叹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师乙与子贡论乐,师乙认为:“温良而能断者,宣歌《齐》。”这里的《齐》即指《齐风》。并进一步说:“《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能保此?”(《礼记·乐记》)。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评论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二、《齐风》的性质与风俗特色

诗是诗人情感的抒发与宣泄,抒发与宣泄都有其客观对象,即所谓触景生情。齐国社会生活现实之景,正是《齐风》所产生的根由。《齐风》反映的“现实之景”,大致而言,主要体现于婚恋、田猎、夷俗仁、乐舞等方面。通过这些方面,而窥齐俗之一斑。而透过齐俗,亦可察观齐国之“现实之景”。正如宋代理学大师朱喜《诗经集传》所云:“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期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是以诸侯采诗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此儒教诗说虽浓重,然民俗与“现实之景”的关系却有所揭示。

对于《齐风》的性质及基本思想,以《诗序》作者及汉宋诸儒为代表,将《齐风》界定为刺诗,有刺淫、刺荒、刺时、刺衰、刺无节诸说,即便如清代“欲探求古人作诗本旨而原其始意”的方润玉,在其《诗经原始》中,仍然表现出一副封建卫道士的面目。他或则把一些情诗恋歌说成是“刺淫之作”;或则以“古诗人多托男女情以写君臣朋友义”为理由,把一些情恋诗说成是抒写君臣大义的作品。《齐风》作为民歌,自有美与刺之目的与功能,一概将《齐风》总括为“无刺”之诗,亦失允当。其实,《南山》、《敝笱》、《载驱》乃送女出嫁之辞,《猗嗟》乃岳家赞婿之歌,二都皆属嫁娶礼仪之诗。《卢令》、《还》乃歌颂猎人英武之诗,其余若《东方未明》、《鸡鸣》等五篇皆男女相恋之情歌。当然,《南山》确也显露了齐襄公与文姜兄妹之恋的迹象,《南山》所刺,比照于齐襄公与文姜兄妹之恋的文献记述,应该是有源有本可溯的。

关于《齐风》产生的年代,可谓众说纷纭。程俊英《诗经译注》分析说:“《齐风》共十一篇,其中《南山》、《敝笱》二篇是揭露讥刺齐襄公和他的胞妹文姜私通的,《猗嗟》是写外甥鲁庄公的射艺,《载驱》写齐女归鲁的事,都是春秋时期的作品;《还》、《卢令》写田猎之事,还有一些反映恋爱婚姻、士大夫家庭生活等的诗。《齐风》产生的年代,可能在东周初年到春秋这一段时期内。”而金启华《诗经全译》则认为“《齐风》的产生时代,约为东周后七十年至九十年间作品。”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齐风总论》说:“《齐风》十一篇皆刺诗,内刺哀公者二;刺襄公者五;其余刺时、刺衰、刺无节,盖皆哀公时作;其一刺鲁庄,仍以刺齐襄也。” 《毛诗》谓《鸡鸣》、《还》作于哀公时期,为西周周懿王之时。《毛序》说:“《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而姚氏《疑问》则言“此齐国立国之诗”。傅氏《折中》亦云:“《鸡鸣》,美贤妃也。……大约开国之初,尚父之贻谋犹在,故人君勤政于外,夫人儆戒于内,其夙夜兴寐、战战兢兢、惕厉之精神可以为后世法。”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的季札评论《齐风》:“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由此观之,那种谓《齐风》皆为刺诗的观点与季札所欣赏者是不合拍的。《齐风》中有刺诗,然并不完全都是刺诗。诸如描写男女居室之乐的《东方之日》与赞美猎人的《还》、《卢令》等诗歌,若不是囿于儒教诗说的成见,是不可能挖掘出刺淫、刺荒的主旨的。汉儒言诗以刺,宋儒视情为淫,这是儒教诗说无法亦无意逾越的鸿沟,他们蛰居于自己建构的诗说围城之中而高谈阔论,阐发诗的刺世之微言大义。我们认为,《齐风》大约产生于西周太公封齐立国至春秋时期,既有刺世之诗,又有美赞之歌。

社会风俗,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在社会生活中相沿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社会风俗既是一种生活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其本源于社会生活,约定俗成,而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汉书·地理志下》释风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颖达疏《诗·小雅·谷风》“刺幽王也”,在引述上面汉志文字后,认为此段文字“是解风俗之事也。风与俗对则小别,散则义通”。《辞海》“风俗”条孔疏之意谓“由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俗’”。《新论·风俗篇》也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也。”风俗是最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现象之一,故有“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之说。同时,它又最能直接地折射出特定地域之内人们社会生活的风貌。因此,《礼记·曲礼上》说:“入国而问俗。”《管子·八观》云:“入州里,观习俗。”同书《正世》亦曰:“料事务,察民俗。”《齐风》所反映的齐俗,主要有齐国婚恋风俗,包括自定婚配的自愿婚与父母之命、婚妁之言的聘娶婚,母系氏族婚俗的遗风——巫儿与赘婚;田猎与尚武习俗;“夷俗仁”的仁爱传统;《齐风》是齐国的歌谣,齐国及齐地有深厚的乐舞传统赖以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关于《齐风》所反映的齐俗,我在《〈齐风〉与齐俗》一文中作了论列,此不赘述。

三、关于《齐风》的“舒缓之体”问题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依据各地不同的社会及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并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社会风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并进而指出了《诗经·国风》的各自特点,对齐地齐风的特点记载说:

 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昊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太公。《诗风》齐国是也。临甾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

在这里,班固指出了《齐风》的“舒缓之体”特点。班固引用的是三家诗中《齐诗》一派的《诗经》之《齐风》,“子之营兮”的“营”,《毛诗》作“还”。他所引用的《齐风》的两首诗《还》和《著》。《还》诗全文是:

子之还兮,遭我乎峱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著》诗全文是: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班氏所列举的《还》、《著》二诗,题材、情调各不相同,但是在语言表达上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凸显了其“舒缓之体”的“齐气”:多用虚词、语气词;皆为杂言诗,突破了《诗》基本为四言句式的格式限制;不用比兴,而用直述其事的铺陈手法。

《齐风》是齐地的民歌,是从齐地大量的民歌之中所采集的一部分。《齐风》“舒缓之体”的“齐气”,正是齐地民歌俗曲的历史沉淀和特色体现。左思《三都赋序》云:“风谣歌舞,各附其俗。”曹操《野地黄雀行》亦云:“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齐将杞梁之妻因夫战死而哀哭之曲,古诗十九首的《西北有高楼》一诗记载道:“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这种哀曲鲜明地体现着《齐风》“舒缓之体”的“齐气”。齐地除《齐风》之外的其他民歌亦是《齐风》“舒缓之体”的“齐气”的承载体。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囷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复遗冠乎!”(《韩非子·难二》)

 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锄、公子阳生来奔。莱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与埋,三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左传·哀公五年》)

 晏子起舞而歌曰:“岁已暮矣,而禾不获,忽忽矣若之何!岁已寒矣,而役不罢,惙惙矣如之何!”(《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冯驩闻孟尝君好客,蹑蹻而见之。孟尝君曰:“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冯驩曰:“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孟尝君置传舍十日,孟尝君问传舍长曰:“客何所为?”答曰:“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迁之幸舍,食有鱼矣。五日,又问传舍长。答曰:“客复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孟尝君迁之代舍,出入乘舆车矣。五日,孟尝君复问传舍长。舍长答曰:“先生又尝弹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史记·孟尝君列传》)

齐地诗歌俗曲的“舒缓之体”的“齐气”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一“舒缓之体”也是齐人性格和齐地社会风俗的直接反映。正如司马迁所说:“其民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货殖列传》)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知,赏有功,故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谬,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齐地的这种民风民俗对《齐风》及齐地诗歌“舒缓之体”特色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经研究》(韩国)2004年第3·4辑 併合號